新浙江大学的成立，原杭州大学的心理学系，因缘时会，拟扩展成为心理与行为科学学院。对行为科学，饮水思源，便不得不思念中国行为科学学会的倡导人，孙友余同志。他是安徽省寿县人，1934年至1937年，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。1937年七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，他就投奔延安，第二年即1938年就成为共产党员。解放后从事于工业的领导工作。“1978年在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期间，率先从日本引进全面质量管理，在所属企业试点后，召开全国机械工业电话会议，在全行业推广，使机械行业成为我国最早推广这一先进的管理方法的行业。1980年，他著文提出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科学”，认为“它的发展，可以借鉴心理学、社会学、行为科学”。在他的倡导下，召开了一机部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，筹建并于198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，他被选为会长。十多年来，行为科学的研究和普及迅速发展，召开过六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，发表了近千篇论文，出版了上百本教材、专著，全国已有百余所高校和干部学校开设了这门课程，为培养造就国家急需的管理人才作出了贡献。”在上面的引文中，曾纪录了在他生前一段时间里行为科学发展的盛况，我自承无力对此提出具体材料供人参考，因此我不得不提出，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昶，大连理工大学的余凯成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钱水鸿，和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的卢盛忠合编的《组织行为学——理论与实践》一书，作为佐证。这四位同志的专业不相同，但都是行为科学学会的积极分子。他们四人在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下，在杭州集体讨论，分章撰写，然后由卢盛忠教授主编出版。我认为这本书代表了当时国内外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致总结，我曾誉之为，“为为行为科学正名，为组织管理开路“的大著。我最近又翻阅了一遍，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当时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际，所以对当时的许多论著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
我现在不得不提提我和孙友余同志的一些关系。有些话自己说了不作算，我只好引用张洁女士的大作《沉重的翅膀》：“行为科学的介绍正在开始，各地都很活跃。大学和科学部门起了很大作用，同工业部门的结合正在开始。我知道，H大学的陈校长，是中国工业心理学专家。这个学校明年要开工业心理学专业。这位校长七十多岁了，亲自出马，带着教师和研究生，到工厂做调查研究。工业心理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。前些年，心理学被打倒了，现在逐步恢复。师范大学是搞教育心理学的，只有H大学是真正搞工业心理学的，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条根。陈校长是英国留学学工业心理学的，他现在有个困难，因为H大学是属于地方管的，心理学的毕业生一个省要不了那么多，我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，因为中国就这么一条根，能否在这位老专家健在时，把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基础打好，教育部能不能特别支持一下，把它做为一个重点专业，由中央管起来，给他一点钱，培养学生，全国分配”，我对他的过誉之词，愧不敢当，但他对高等学校要与经济建设服务，和对工业心理学教育的重视，我是始终感激的。他对行为科学的发展，说“从长远来看还要有个率头的单位，是否由企业管理协会率头组织，下面搞个行为科学学会，各地设分会……。”当时实际上是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率头成立一个行为科学学会。但现在再要由任何部委来管是不可能的，可以向前看，行为科学全国学会的恢复是势在必行了。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看，孙友余同志这个先见，我是衷心佩服的。
现在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时代的转轨，知识经济社会的新趋势，行为科学也就当然要适应形势加强改革，新时代的特征是知识经济，信息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，信息流通就不能闭关自守；着重开放加强信息交流。这对组织改革就提出更重要的要求，孙友余同志的逝世，行为科学学会的斛纽，是个重要问题，一定要马上解决，现在已无法由某个部委领衔组织全国学会，是否可以由现仍存的几个分会联名发起，在北京或上海等中心城市恢复总会，值得大家考虑。
行为科学的中心课题，随时代的要求也要重点转移，由过去的效率改为创新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生产是为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。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，但马克思曾进一步提出，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。在知识经济时代就更加如此。经济目的改变，经济管理也应随之改变，所以信息时代的管理就不可”萧规曹随”了。由硬性管理变成柔性管理，亦即松弛管理（slack management），这一改变就比X到Y理论的飞跃还要大多了。在信息时代，不仅不要上班，作息的计划可以自己安排，领导与下属就变成共济的关系，领导的工作也只是协调，大家都处于同一平等的直线上。管理的层次变到很扁平，官僚主义也就当然少了。有这样的松散的组织形式，创新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。
将来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模式，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猜想，但我敢大胆地说，知识经济既以知识为本，将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大学校——无墙的大学。我这样讲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，没有不提议终身教育的。或者说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各种名称的教育，这就不用我提了。
我们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话，真理来于实践，所以我重视劳动中的感性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。直觉可以触动灵感是创新的一个来源。但我更重视决策的多源性策略，所以我又重视咨询作用。工业心理学家，以其广博的背景知识，以及其在咨询中的广泛接触，常常对见怪不怪的情况能有所帮助。行为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会起很重要的作用，也就等于学校中的教师作用。要工厂成为革新作为的组织，就要既有案可查教师的指导，又要有类似讨论课（seminar）的功能，这正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。所以有人把将来的企业看成是继续教育的最好形式。自然，这种组织到底不同于正规的学校的按时上课、按时下课，而是一种无固定形式而具有学校教育的功能的组织，正如家庭有取代学前教育的作用。要使下一世纪的企业保证创新的作业，我认为这一建议可以提供大家考虑。
所以行为科学在过去十多年固然对产业的改革起过重要作用，只因孙友余同志的逝世，行为科学在全国缺乏领头组织，事业因无人过问而淡漠下去，这对全国经济因缺乏管理人才而不振很有关系，有心人应该积极行动，为行为科学学会的恢复，为继昔日的辉煌而努力！
跋：孙友余同志于1998年逝世。因为他“生前留下遗嘱，不发讣告，不搞遗体送别仪式，不留骨灰，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”。我直到1999年3月才收到国家经委邮寄来的正规印刷的《孙友余同志生平》一文，因为没设治丧委员会，所以也不知是哪个单位印发的。我念故人对行为科学的重视感激不已。因写短文纪念。如能得到响应，恢复全国行为科学学会，继续发扬这门社会与心理学密切的联系，我想这也是对孙友余同志最好的纪念。
（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，著名心理学家。）
